从“大义”到“事利”,为何春秋诸侯邦交准则会发生转变?

2020-02-14 19:19:53 作者: 从“大义”到

文:历史的永恒

在春秋时期,争霸、会盟和朝聘是三种最为主要的诸侯国邦交方式。在春秋时期虽然周王朝的王室已经走向式微,但是其礼制和宗法还是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因此在春秋初期,诸侯邦交的基本尺度还是“义”,大国的行为还是具有道义和信义,并且是符合礼法的。

但是随着周王朝势力的一再衰弱,诸侯国实力的一再崛起,混乱的社会局面产生了不利的社会风气,进一步瓦解周王朝的统治,以义为先的信条也在冲击之下摇摇欲坠。

在这一过程中,诸侯国之间的整体意识逐渐衰退,转而变为个人利益优先的个人主义,不再对周王朝抱有崇敬之心,之后周王朝的统治彻底瓦解,春秋诸侯之间的邦交也就成为了各自国家利益考虑的“事利”行为。

争霸的特点由“树德立威”变为“因时制宜”

在春秋初期,周王朝虽然已经开始日益衰弱,但是因为大国之间的宗法关系依旧存在,因此尽管大国之间争夺着霸主的地位,但是总体来说还是相互扶持的,大国只是吞并了一些小国来来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和增强自己的国力。

在宗法关系的影响下,大国之间的争霸是建立在尊重周王室的基础上“树德立威”,以此来惩罚那些违背周王朝命令的,或者是那些有违法度和礼制的小国。

郑国是春秋时期第一个强国,《左传》评价了郑庄公争霸的行为,认为他是根据周王的命令来征讨那些不合法度的小国,但是并不觊觎或者贪图这些土地,是拿自己的功勋来换取自己的王爵位置,但是实际上郑庄公成为了黄河中下游的第一位霸主。

因此郑庄公是史书中以德服人的典型范例,受到许多史学家的称赞,是后来大国争霸中树德立威的先例。

在《左传》中有记载,在鲁隐公十一年,小国许国没有按照礼制向周王朝进贡品,因此郑庄公认为许国这种行为是缺乏法度的,应当受到惩罚,于是他联合齐国和鲁国对其进行征讨,很快就攻陷了许国的都城,于是许国就成为了这三国的战利品。

齐僖公将许国让给鲁隐公,但是鲁隐公并没有接受,因为他认为征讨许国是因为其不守法度,在征讨之后其实许国国君已经受到了惩罚,这时如果再抢占许国必然是不符合道义的行为。

因而他将许国交由郑庄公处置,而他也没有吞并许国,而是扶持了许国国君的弟弟,让其管理许国政务。

从这一事件中可以看出郑庄公果然是以德服人的典范,一直在坚持“大义”的信条,同时也可以看出义理在春秋初期极其重要的位置,树德立威的理念也深入人心。

因此郑国、齐国、鲁国三国才能做到对于许国的处置极具道义,这时的诸侯国还是更加相信信念的力量,没有被利益冲昏头脑。

在鲁宣公十二年时,因为楚国攻打郑国,晋王决定援助郑国,但是当时担任军队统帅的随武子却不赞同晋王的决定。

在《左传》中有记载随武子的理由:“德刑政事典礼不易,不可敌也……楚军讨郑,怒其贰而哀其卑,叛而伐之,服而舍之,德刑成矣。伐叛,刑也;柔服,德也。”

这表明楚国攻打郑国是用德行来惩罚郑国,是师出有名的,而晋国如果贸然相助,必然不会有好处。后来晋国军队的副统帅却认为如果晋国不相助,有堕晋国的威名,因此私自出兵最后大败而归。

从中可以看出,在春秋时期各诸侯国对于义理的看重,认为武力是抵不过德行的,因此树德立威才是正道。

到了春秋晚期,形势已经发生了变化,争霸观念已经不再是之前的以德服人,反而转变为“因时制义”,意为此时的诸侯争霸已经不再是以“义”作为出师征讨的名头,也不再固守道义,转而投向利益至上,根据不同时期的形势而实践国家的道义。

比如在春秋晚期,吴王夫差大败越国,在处理越国的问题上有所迟疑,不知道是应该彻底毁灭越国还是保存越国,与越国求和,但是让越国对吴国俯首称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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